他工作之勤奋，治学之严谨，对生活之淡薄，都在吸引着我去探求这个在西夏学研究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老人。采访中，他与我面对面交谈，与我在电话里交流，虽然离我很近，但他仍然用毛笔给我写过两封信。他在第二封信里说，“在这个浮躁的年代，如果做学问的人坐不下来，不愿甘为人梯，去做一些为他人作嫁衣裳的事，可能会沦为江湖学者。我为什么要去实现我30年前主编《西夏研究》的计划，目的是要让后人知道前人是怎样做学问的。”

　　在李范文看来，做学问、搞研究是一等一的大事，就是天塌下来都不能干扰他。尽管当年的政治环境很恶劣，他始终不肯放弃自己的理想；尽管居住条件很简陋，他根本不往心上去；尽管他的爱子因车祸丧生，他仍然在第二天强装笑脸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。在一些人看来，他是傻得不能再傻，愚得不能再愚，但李范文就是凭着这种“傻子”精神，在西夏学研究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，成为国际西夏学界颇有影响的专家和专业人才。当我在刊发的长篇通讯中为他冠以“傻人”名号时，李老表示赞同，他在给我的信里说，“您用一个‘傻’字来写我，真是抓住了我的灵魂”。难道他不“傻”吗？

　　他送给我的《西夏研究》，多达6辑，重达10多公斤。翻开书，我从字里行间看到的是李范文的汗水、泪水以及他成为西夏学研究专业人才留下的足迹。

　　李范文的事迹最先感动了我，我希望他的精神感动更多想成才的人。